胡特庸原名胡太阳，出身于湖北大冶县的一个地主家庭，虽说他的出身跟地主搭上关系，但却始终站在穷苦百姓这一边，为解放人民的事业而奋斗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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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36年6月，胡特庸在湖北第九中学读书，在革命思潮的影响下，积极从事武汉学联活动，后来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入狱。

在这半年星空平台里，他体验到了少吃少穿的牢狱生活，这让他对当时的穷苦大众多了一份同情。他没有屈服于黑暗势力，在监狱里坚持同敌人作斗争。

营救获释后，他经地下党组织介绍，与其他同志一起到湖北大冶县，组织和领导大冶人民开展抗日救国运动。中共大冶中心县委成立时，胡特庸任县委委员。

然而就在中心县委成立的当年，当地反动集团对他们进行了武装包围，10余名同志被迫杀害，中心县委也遭到彻底破坏。所幸的是，胡特庸在这次事件中幸免于难。

强忍失去革命同志的悲痛，他先后奔赴皖南、转战皖北、奋战苏北，一别十年，再也没有回过大冶县老家。期间，他给家里寄过两次信，一次是让妻子去改嫁，说不定哪天就没了性命，让妻子别再等他了。后来他又写了一封信，说自己不孝，不能抚养父亲了，让父亲把家里的田地卖了过生活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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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41年秋天，日本侵略者对新四军军部所在地盐城发动了大规模的“扫荡”，胡特庸所在地区的斗争形势很紧张。在乡下，他们还没来得及发动群众，建立起稳定的基层组织，一部分乡村政权仍然掌握在地主富农手里，或明或暗地同敌人相勾结。国民党反动组织还在暗中积极进行破坏活动，斗争非常复杂而艰苦。

此时的胡特庸冒着生命危险深入乡村，发动群众改造基层政权，组织起游击队和民兵，以小股武装袭击侵扰的伪军，把乡村建设成为比较巩固的游击根据地。

在盐阜地区，胡特庸坚持了八年斗争，历任盐城盐阜县委组织部长、盐东县委书记兼部队政委等职，领导开展减租减息、惩奸清算、土改复查、镇压反革命等重大政治斗争，并亲自带队到农村搞土改复查试点。

1946年春天，县委工作组在发动群众搞土改的时候，发现有个乡里有一个大恶霸作恶多端，农民提起他来恨不得咬他一口肉方才解恨。然而，这个恶霸在不久前已经死了。乡里没有了斗争对象，怎么办？正在为难之际，胡特庸非常敏捷地说：“斗争对象已死，可是群众的冤气还未出，可以扎个纸人嘛！拉到台上去斗一斗，也可让群众出出冤气。”

工作组依照他的话，和贫农团一商量，去扎了个纸恶霸，有眉毛、眼睛、鼻子，手里还拿着一根经常用来打人的文明棍，像真的一样。开斗争大会那天，人山人海，不少群众捧着血衣上台控诉。这次活动，一下子把群众发动起来，土改斗争取得彻底胜利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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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48年春末夏初，国民党黄伯韬部队向盐城、盐东、射阳发动扫荡，当时地委指示，反扫荡斗争要不离县区乡村，如环境十分恶劣，可以跳出圈子保存实力。但不能过远，星空平台也不能过长。时任盐东县委书记的胡特庸当即转移县委机关，并组织当地领导军民开展反扫荡斗争。

当他们得到敌人全部向盐城方向撤走的消息时，胡特庸决定回县委机关所在地南洋岸召开会议，总结反扫荡斗争的经验教训。狡猾的敌人由于扫荡一无所获，在撤至盐城的当夜，又派出一股武装冒充我方人员潜回南洋岸，企图捕杀地方干部。

第二天中午，胡特庸与另外一同志来到北洋岸渡口，此时的河岸两边长着高高的芦苇，河南岸边除了渡河的人外，少见行人，非常寂静。胡特庸喊船过河，渡工刘桂兰认出是胡特庸，不肯放渡，并暗以手势示意，几个看守渡口的敌人，持枪强行登船，逼着刘桂兰摆渡。

在船上，胡特庸曾盘问船上伪装的敌人的番号和部属，敌人向他递交了伪造的我十一纵队的证明文件，骗取信任。船至河心偏南，胡特庸发现情况不对，边掏枪边纵身跃入水中，敌人立即开枪射击，胡特庸不幸中弹壮烈牺牲，时年36岁。

为了表彰胡特庸烈士的斗争事迹和革命精神，同年6月，盐东县委在南洋区新丰乡召开追悼会，并决定将永丰区更名为特庸区，以示纪念。解放后，特庸区曾改名特庸公社，现为特庸镇。